Oct 01 2009
九月份里的一个星期
小时候在国内长大的时候，汽车见的不多，交通事故见到的就更少。第一次看见撞车的时候，人倒没事儿，就看着车新鲜：两辆车都给撞开了，盖儿也掀起来了，轮子也歪了，地上撒了一地的零件。那时我想，“哦，原来汽车内部是这样的。”
2008年的信用危机又引起了我幼时的记忆。这场危机来得如此突然，势头又是如此之猛，真和撞车一样。更主要的是，这次危机给旁观者一次难得的机会，看一看平常天衣无缝一般的美国金融系统内部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同样一部”机器”，平时无所不能，威力无比，但有时又能那么脆弱，甚至能崩溃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难道美国的金融市场真是有人在操纵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又没有本事阻止危机无限恶化？再说了，如果有人在操纵市场的话，那么多人倒霉，赔了那么多钱，肯定有人大赚了一笔，而且应该赚的富可敌国–远远高于盖茨和巴菲特才对，而这显然没有发生。 但如果没人在操纵金融市场的话，一个好好的市场，大多数人总是有钱赚，为什么会一说垮大家全垮？
我想通过对2008年9月12-19日的回顾，试图让读者自己去解答这些问题，或提出更多的问题。在这一年前的八天里，美国的信用危机经历了最关键时刻。莱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突然让所有人意识到，有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并非如此。就像坐惯飞机的人看见天花板上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在一万米高空的地方，氧气本来是没有的。
当大家突然意识到大难降临的时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根据不同的逻辑，做出了很不同的决定。以往一片欣欣向荣的时侯，联邦政府，中央银行（美联储）和华尔街你中由我，我中有你。出了事以后，回过头来，大家才知道原来你是你，我是我。
本文主要基于2009年9月21日刊《纽约客》一篇长文，加上一个华尔街日报记者刚刚出版的一本回顾（In Fed We Trust, 大概译为“唯联储是信”）。本文以叙述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为主线，穿插以人物和背景介绍，给读者讲述一个“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故事。
9月12日，星期五
伯南基一睁眼就知道这一天会很难熬。昨天刚刚收到华尔街传来的消息，莱曼兄弟公司下星期一要开不了章了。说来莱曼兄弟公司是华尔街的一个老字号了。150多年前美国还在打内战的时候，莱曼已经在南方开始做大棉花交易了。公司虽然在1970年代挣扎过一番，到了1980年代，在石彼得（中国海外投资公司投的最大的项目，“黑石”私募基金里的“石”就是此人）的领导下，莱曼兄弟成了华尔街上第四大投资银行。更主要的是，那时的莱曼兄弟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了。公司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证券交易。证券交易一个很特别的产业。它最大的特点是，产品开发几乎不需要成本。第一个想出发行股票的人可没有像爱迪生似的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他想出了一个主意，靠关系和信用，找到了一堆买主，产品（就是股票）就这么就成了！比起帮客户做公司收购或合并，证券交易钱来的要快得多。到了伯南基要替他们操心的时候，莱曼兄弟的资产已经号称快三万亿美元（当时中国GDP的1/8左右），年经营额在两千亿美元。
伯南基早已经知道莱曼兄弟要出事。自从半年前贝尔斯登被迫贱卖后，业界内外都知道要再出事，下一个就该轮到莱曼兄弟了。虽然公司总裁弗德到处辟谣，但公司内部已经开始人人自危了。财政部长宝森和联储第二把手盖特那都反复告诉过弗德，“快找买家！” 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买家还没找到，但公司已经不行了。
本来，一个公司倒台没什么了不起。哪怕银行倒了也没什么。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存保）是一个政府机构，养着一帮会计和审计，平时用专门教材培训和操练，专职处理破产的银行。可莱曼兄弟不是这样的银行，它既不受取存款，也不向联存保交保险金。更主要的是，它做的生意太邪，要么没人敢保，敢保也不可靠。但没了它，就像麻将桌上三缺一：没有牌局，其他几家的牌也是白摸了（为什么这么说，后面再解释）。要命的是，这其他几家有的是常规银行，特别是花旗。这些银行一部分生意是传统的储蓄和借贷，另一部分是投资，甚至是投机。虽然联存保保险的是储蓄业务，但银行的账本只有一个，投资的亏损也要从储蓄来填。这一来，不仅客户不敢存钱，而且银行也没钱贷出款去，最后影响到国民经济中的每一个角落。
伯南基当然知道要是莱曼兄弟倒台的话，整个金融市场会收缩，最终会影响到生产市场。作为联储主席，他的责任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保证高就业率。那照理说，他因该毫不犹豫地想方设法救下莱曼兄弟再说。可他知道，这一条他已经做不到了。因为财政部长宝森已经公开地把这条路堵死了，
宝森可能是美国第一个有私人飞机的财政部长。在当财长之前，他是高盛的总裁，十几年下来攒了好几亿美金，有得是身份，有得是钱。他完全可以不用在衙门里操这份心。所以他出任之前对布什总统提的条件是，要我干，可以。但财政政策得听我的。不能有人在白宫里在我背后拆我的台。布什明知这话是说给切尼听的，也只好认了。几年下来，大家都还满意，相安无事。
直到半年前，贝尔斯登出事了，宝森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在内阁里要面对的政治，和他以前在办公室里要对付的“政治”是多不一样。虽然他以前常和国会打交道，但大多流于形式：他先汇报一下财政情况，然后反对党的议员问些问题，发些牢骚。如果被围攻的厉害了，自己党的伊议员会来解围。最后，谁都没有他有的数据，或能彻底驳倒他，只好由他去。谁让选民们选了他的老板当总统呢。
可贝尔斯登出事后，他突然发现他认为是很自然的解决方案，却引发了海啸一般的众怒。这次不光是反对党，而是所有党的政客都跟他急了。好像一夜之间，没人再信任他了。
贝尔斯登又是怎么回事呢？大致上很像莱曼兄弟，只不过比起莱曼兄弟来，贝尔斯登玩的更悬。它本是华尔街上的一家小店，为了打市场，贝尔斯登把公司的命运都压在房市上。最开始它做得很成功，大家羡慕地不得了，纷纷仿效。但房市一缩（包括大批次贷暴露）之后，贝尔斯登第一个倒霉。先是关了两个对冲基金，然后公司也快开不了门了。伯南基，宝森和盖特那动用联储资金，连哄带骗地把贝尔斯登嫁给了摩根大通。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虽然这三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殊途同归，结论是一样的：贝尔斯登的突然倒台会严重然乱信用市场，最后引发经济危机。伯南基是个经济历史学家，是靠研究1930年代大萧条出名的。他的结论是，如果当时的联储主动出击，完全可能防止信用危机蔓延到经济领域。宝森是业界人士，虽然贝尔斯登是高盛的小对手，但兔死狐悲，他知道其他银行家会怎么反应。盖特那则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磨练过，知道金融危机要是不早点遏制会很快蔓延。
可他们的做法却是出格的。贝尔斯登不是商业银行，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抵押品，按法律联储是不能借钱给这种公司的。否则，联储就成了参与投机的了。可摩根大通需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做决定，而贝尔斯登又实在揭不开锅了。于是联储就接济了一把。
这一下可惹了众怒。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就一句话：“你们怎么能怎么干？！” 这三个人都有些理亏。而宝森的脸皮最薄，虽然盖特那劝告过他不要把话说死，他还是透出风去：“这次，他们（莱曼兄弟）别想着再靠政府了！” 宝森也有他的打算。他想通过这种狠话给他以前华尔街上的老同事们加一些压力。实际上，莱曼兄弟并不是一点没救了。市面上还有两个买家对它很感兴趣：一个是美利坚银行，另一个是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如果有一家愿意用市价买下莱曼兄弟还值钱的生意，剩下由同行们平摊一下买下来，那么一场危机就算是过去了。
可是美利坚或巴克莱愿意买吗？就算他们愿意了，其他的公司愿意掏钱把剩下的烂摊子包下来吗？要是两者有一头不兑现，那又怎么办呢？伯南基知道，这些线索和答案在这一天里都会慢慢清楚起来。
当天的例行公事正好是和宝森吃工作早餐。两个人虽然都算是管财务的部长级干部，但是管的摊子却是河水，井水。伯南基是中央银行行长，负责货币政策。宝森是负责中央政府财务的。搞财务是个政治任务：政府要完成多少项目，需要花多少钱，钱又从哪里来，每个人交多少，等等。很大一部分是个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中央银行有些象行业管理机构，管的是市场上货币流量的问题。不论谁当政，货币太多都要引发通货膨胀。美国的中央银行既管通货膨胀，也管就业水平。像欧洲和日本的中央银行都只管通货膨胀。
为什么大家那么怕通货膨胀呢？有几条原因。第一，要是钱不值钱了，生意就没法做了：你说你明天还我五块钱，我都不知道你还的是那个五块钱：是今天的五块还是明天的五块？第二，要是没人管着，任何政府都会无法无天地发行钞票。第三，自从有了货币经济之后，几乎每一次毁灭性的社会动乱，都是由通货膨胀引发的。由于这些原因，在所有的现代经济体系里，中央银行都是独立机构，不受政府直接控制。而欧元区里的中央银行甚至凌驾于政府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伯南基和宝森的办公室隔街相望，两人还需要通过定期“共进早餐”来“建立感情”。只不过这一天早餐吃得心事重重。两人都希望莱曼兄弟的风波能早些平息，而且最好没有政府干预。这不是没有先例。十年前，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华尔街也大大动荡了一次。当时联储出面调停，几个大户把一个叫“长期信托”的对冲基金吃了下来，没几天市场就恢复平静了。伯南基和宝森都希望这次危机也会这么过去。
正当两个人还在想象着怎么把莱曼兄弟这个葫芦按下去的时候，华盛顿北面的纽约又有瓢福了起来。首先，美利坚银行基本决定不买莱曼了。因为莱曼的帐太复杂，美利坚请来投资银行界里的一个顶级大师，福勒华，来一起查莱曼兄弟的帐。福勒华的脉络之广在华尔街上出名的，大大小小的生意做过无数（最近，中国海外投资公司刚把40亿托给他管）。他整整花了一天看了帐。然后就劝美利坚别碰莱曼–莱曼账上到处了脱不了手的和地产有关的证券。
福勒华刚从美利坚的办公楼里出来，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一个老总就把他请了过去。一进门，福勒华就问，“你们又怎么了？” AIG和莱曼兄弟一样，也碰到了大麻烦。而且麻烦大了。
AIG是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保险公司。它是如此之大，生意如此之多，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里，它往往用不同的名字。就像历史上，大帝国不得不得分成一堆小帝国才管得过来一样（比如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AIG的化身叫友邦保险。在航空界，世界上最大的民用飞机租赁公司也是AIG拥有的。照理说，这么一个大公司，有这么多分散的资财，哪怕挖洞强补西墙，也不会有资金周转的问题。可AIG也搞上了证券产品。特别是一种叫“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的东西。这是一种介于保险和投机之间的东西。就像两个人站在桥上，赌刚从桥底下过的船会不会翻。一个说我觉得会，另一个说不会。觉得会的说，这样吧，在船靠岸以前，每过五分钟我给你一块钱。可船一翻了，那船值多少你得赔我多少。要是那条船是每五分钟给一块钱这人的，那这笔生意叫买保险。要是谁的船都不是，那就叫赌博了。AIG是两个生意都做。
另外，过五分钟给一块钱的人往往要求对家押点什么东西，来证明到时船要真翻了，他能拿得出东西来赔。“信贷违约掉期”赌的是某一证券（比如一个公司发行的债券）会不会到时不能兑现。AIG赌不会，它就得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作抵押。经济好的时候，大部分AIG保险的证券都能到期兑现，它就净赚保险费。这时经济一不好，要全赔的案子越来越多，AIG就傻了眼了。因为为了赔偿，它不得不抛售一些值钱的财产。可它越抛，它的财产越不值钱，对方要的抵押就更多。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才想起福勒华老顾问，就把他请来可他有没有办法帮出个主意。
福勒华只好把刚刚回家的雇员们又叫到AIG的办公室里。大家分头行动，从头查AIG的帐本。又干了一天，等福勒华从大大小小的报表里钻出来后，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正等着他结果的老总们，“看来你们不得不宣布破产了。” “怎么会！”一个AIG的财务头头叫了出来，“别说的那么吓人好不好？” 福勒华瞪了他一眼，说，“照当前的支出，到下星期三，你们就有60亿的一笔亏空。再过一星期，就是250亿。白纸黑字，你们拿得出来钱来吗？”
AIG的总裁维姆士德已经估计到这一步。在到AIG之前，维姆士德在花旗干了二十年，眼看要做到的总裁了，却没被董事会看上，位子给了别人。他憋了一口气，想把AIG弄出个样子来。没想到刚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么个危机。以至于这几天来，他天天在到处求援，找办法。早上，他刚给纽约联储的头盖特那通信，告诉他AIG可能要出事，急需200亿。盖特那当场告诉他政府不会给钱。让他自己想办法。这时，福勒华让他再试试刚买了贝尔斯登的摩根大通。摩根大通的总裁迪蒙一边告诉维姆士德”爱莫能助”，另一边催他“快想办法”。
再想什么办法呢？福勒华想不出华尔街还有谁能救AIG。作为最后一招，他找出巴菲特的私人电话，抄给维姆士德，告诉他，“现在就打！”巴菲特真是自己接了电话，可他只对AIG的传统保险生意感兴趣，其他部分一点都不想碰。实际上，巴菲特已经对华尔街变戏法似的证券产品十分反感，曾经把“信贷违约掉期”比作“大规模杀伤武器”。想靠这么一位“外人”来救AIG，实在是不太可能。
不论是纽约的盖特那，还是在华盛顿的伯南基，这时候还没心思去对付AIG的麻烦。当天有两个重头项目需要他们去主持。在华盛顿，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公市委）要下星期二召开例行会议，宣布对短期未来经济的预期，并决定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大家都知道当前是一个紧要关头，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眼巴巴地盯着联储。不光是在看联储怎么反应，也是在评估联储，看他们像不像一批能压得住阵脚的主儿。在纽约，盖特那把华尔街上的重头全叫到纽约联储的总部开会，看看怎么对付莱曼兄弟的危机。这些大金融公司的总裁们虽然都在一条“街”上班，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可从没有过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同时上班的事儿。虽然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等一见面，仍然觉得有些脊背发凉，就像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门口，突然发现各路的远方亲戚都同时到了似的。
大家知道，病房里的病人不只是一个小小的莱曼兄弟。当时在场的宝森在做开场白的时候，反复用了“毁灭性”这个词来形容莱曼破产的后果。他同时暗示，如果万事俱备，只在钱上有些出入的话，政府“会想办法”的。但是，不论有多少困难，底线是星期一。如果这一屋子的人，不能在48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到时莱曼兄弟不能开张的话，那所有努力就是白费。
盖特那接下来把这些总裁们分成三组。一组核查莱曼兄弟的帐，看看到底有多少亏空，账面上的财产的质量到底如何。这一组由高盛和瑞士信贷领头。第二组负责设计方案，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拆开重组，想办法把莱曼卖掉。这一组由美林，花旗和摩根士坦利组成。剩下的第三组，为莱曼兄弟破产做准备。不一会儿，一层的会议室全被这个组或那个组占满。盖特那从一个屋子走到下一个屋子，不停地催，“再加把油，再加把油！” 不一会儿这口号就成了内部笑话，大家在厨房打水倒咖啡的时候，会互相致意，“又加油来啦？”
纽约联储是美国中央银行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门。纽约联储的主席实际上是美国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和总执行官。因为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联储自然而然成了联储总部在华尔街的耳目，也是联储真正发行货币的单位。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些为救莱曼而忙地焦头烂额的人们的脚下，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金库。
再回到华盛顿。伯南基和助手们正忙着准备下星期二的会。虽然公市委那次开会都是举市（场）瞩目的事，但伯南基觉得这次会议更为重要。一来是给市场打气压阵，二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联储其他董事一个交代。从年初以来，大大小小的警报不断，可公市委不是正好每次都开会。伯南基有几次不得不先斩后奏，或边斩边奏。头几次还有情可原，到后来，伯南基自己也觉得该有个说法的才是。
美国的联邦储蓄（中央银行）系统十分特别。中央银行一般来说都是自上而下的：先有首都的总部，然后再在各地开办公室。可美国的中央银行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是历史上政治妥协的产物。现代的中央银行，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末的英国。当是英国刚刚搞了次政变（光荣革命），为了稳定人心，新皇上和娘娘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英格兰银行来控制英镑的流量。从此后大家意识到，要搞货币经纪，得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可是过了120年，等到美国独立的时候，虽然“国父们”认为美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不是他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独立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经济。持这种想法的包括起草独立宣言的杰佛逊。杰佛老虽是不世之才，但却是自耕农的代表。对他来说，一个强大的政府是他理想生活的最大威胁。他的对手是来自纽约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倡导者，认为一个强大的经济缺不了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中央银行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历史现实。美国在内战结束以前，并不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甚至不是一个纯工业国家。小农经济占了很大一部分。农业经济是季节性的，农民需要借钱来购置生产原料和工具，同时希望能到收获时才还贷。所以农民希望信用能来得容易，灵活些。可东北部的资本家们却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系统才干投资借贷。中央银行总是站在资本拥有者这一边。所以，尽管美国历史上开过两次中央银行，但一轮到“农民总统”上台（先是麦迪逊，后是杰克逊），就把银行给撤了。在联储成立以前，曾经有快五十年没有中央银行。当时连美元都不是唯一的货币。
后来美国内战结束（1876），国家真正统一，资本和市场开始彻底流通。之后连出几次经济危机，出倒列宁觉得再出几次，整个资本主义就会完了（这就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理论）。最后一次银行危机是1907年，当时全国各地万人空巷在银行们口排队取钱。纽约的银行家们觉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似的。这是正好华尔街的老大，杰皮·摩根休假回来。他把华尔街上大银行的老板们全叫到自己的书房，一边跟他们聊天，另一边让自己的助手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查看最危险的几家银行的帐，看谁值得救，谁不值得救。
等他的助手拿帐本出来的时候，摩根问过最该救的那几个，然后就对一屋子的银行家们说，掏钱吧。钱要不凑齐，谁也别想走。就怎么着，他凑出了三个亿的资金（那时1907年！），用实际行动向客户保证他们的存款。不久，危机就这么过去了。不过从此后，反对派也意识到，没有个中央银行不行。可他们又不甘心把全国的金融全交给华尔街，所以折腾来折腾去，就弄出了联邦储蓄系统这么一个东东。
联邦储蓄系统实际是由地区性总银行的合伙成立的公司，是个私人企业，但头头只能由总统指定和国会批准。公开市场委园会算是董事会。该董事会由地区性总银行的主席们轮流参与，同时加上总统指派的几个董事。反正是想尽办法，不让一人一地或一派能独揽大权。事后证明这些防范措施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到了今天，公市委实际上是由华盛顿和纽约在主持，而地区性经济差异远远不到能让联储内部会有严重的分歧。
尽管如此，联储内部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一派是代表金融产业活跃的地区（纽约，波士顿和三藩市）。另一派是传统产业为主的地区（如堪萨斯，达拉斯）。前者认为联储占据着金融市场的制高点，起着特别的作用。一旦市场产生动荡，联储一定要主动干预，而且要不拘一格，及时应变。后者则认为联储的专业和政治使命在于抑制通货膨胀。市场动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大浪淘沙，动荡后还能存活下来的才是好样的。过度的人为干预不可避免地会扰乱市场。两种想法显然都有道理，因为每一方都有不少历史根据。作为联储主席，伯南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统一思想”。因为在前途越不定的时候，想法最容易分歧。可要是联储内部不能口径一致，那它就没有威信可言了。对伯南基来说，这并不是他最熟悉的角色。
本杰明·沙罗姆·伯南基出生在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上。北卡是美国南部沿海的一个州，以农业为主，文化上相对比较闭塞和保守。最有代表性的是不久前过世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他在参议院里把持了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位子六年，退休的时候，人家问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是在六年里没有给任何一个外援法案投过赞同票。邓小平1978年第一次访美的时候，在机场由小女孩献花时，邓亲了小女孩一下。赫老特别感动，说，“红色的共党对小孩子还是挺好的吗”。
伯南基的父亲是东欧犹太移民的后代，在当地开一个杂货铺。伯南基小的时候，常常在爸爸的店里帮忙。有时候客人来买东西的时候，会问他爸，如“这孩子听话吗”之类。他爸会说，“我们家孩子可聪明了。将来一定会上大学！”上哪个大学？“当然是北卡大学主校园（教堂山）！”这时有些客人会将信将疑地说，“是吗？那学校可不好进。”
事实证明，不光那个小镇容不下伯南基，连北卡教堂山都不行。伯南基以极高的成绩进入哈佛上大学，以最优成绩毕业后，又去麻省理工读了经济系博士。麻省理工当时的经济系相当出名，而伯南基在的那几年更是人才辈出。后来柯林顿手下的财政部长、当前白宫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是伯南基高一届的学长，他的室友是后来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 他的指导老师是当前以色列的中央银行行长。即使在这批人中，伯南基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他的邻居后来回忆说，“要不是有人告诉我，说他（伯南基）是个前途无量的新秀，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一个还没出道的秀才，能在翰林院里如此名声在外，想来是有些本事。
伯南基拿到博士后就去教书。先是在斯坦福，后来到纽约大学，最后在普林斯顿落脚。期间，他发表了不少文章（至今，他是被引用文章最多的前五十个经济学家之一），建立起自己在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和经济历史界中的声誉。他书也教得不错，学生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可能是他的脑子光教书还用不够，伯南基后来又做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美国的教授们一般有两条路：一个是学术做到底，另一个是走学术管理路线：从系主任，到副校长，到次点的学校当校长，再到好学校当校长，等等。伯南基把经济系搞得很有起色。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是他拉到普林斯顿的。后来一次机会，他差一点当上普林斯顿的校长，但是位子被一个女教授占到。于是他就在2002年来到华盛顿。
在政府里，伯南基一直是一个高级经济顾问，当过白宫首席经济学家和联储的董事。而最后他能做到中央银行的行长，一部分原因和他个人有关，另一部分也是运气。个人原因是他为人低调，耐心讲道理，又没有政治野心。运气的一部分是，当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伯南基远不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而格林斯潘又打定主意要退下来。更主要的是，在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经济，市场一派“烟花三月下扬州”，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没觉得联储主席的位子有多重要，似乎只要按“既定方针办”，宏观经济会自我调整的。所以当布什提名伯南基接替格林斯潘的时候，大家抬头看了看，接着个干个的去了。
伯南基也不负众望，一上台就表态要继续执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虽然有些人根据他以前的一些言论，推测他会比格林斯潘更保守，但了解他学术成长过程的人，都毫不怀疑他会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的。伯南基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课题就是对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反思。传统经济史最关心的是大萧条的起因和后果，但伯南基的切入点是在大萧条刚开始的那一段。他想回答的问题是：难道大萧条走到后来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吗？他的结论是： 不一定。如果当时的中央银行采取主动，及时救市，后来的国民经济不会萧条到那种地步。
现在，是把他的理论付诸实现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