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16 2009
Samuel Huntington Remembered
Just heard Samuel Huntington passed away. Fitting for a guy who was so inspired by his work but found himself utterly lost afterwards.
SH is one of the few political philosophers who is lucky enough to see his grand predictions proven in his life time (Toffler is a one hit star in comparison). I never read his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but heard enough about it. His next book,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shock-and-awed me. Migdal said the same book inspired his generation to refocus on the State. To me, it was the Order part that is still reverberating. His quote of Lipperm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i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you can read thousands of different ways into it.
Then come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Many people tangled over the “Clash” theme but it was the “Civilization” dimension that distinguished Huntington. It is ironic that the author of the proposition against which Huntington argues in the book, Francis Fukuyama, wrote the blurb on the cover. Is it a token of submission or respect? I don’t know.
I am about to read his thesis on immigration. This choice didn’t come naturally but since it is Huntington, I’d read it even if he says he talked to Jesus.
在天益网上看到一篇关于《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的评论，忍不住加了几句：
我加两句。。。
亨廷顿《政治秩序》对我的启发在于他构建了一个分析国家“政治性格”的理论框架。在读此书之前，我知道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英美比较民主，中国比较专制，拉美爱搞军事独裁，等等。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国家会有如此不同的政治性格，或怎么去分析。
看了亨氏的书，似乎被醍醐灌顶：国家存在的原因（Raison d’être），说到底，是建立和维持一个政治秩序（脚注：所谓“分久必合”）。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的表达是“大众参与程度”和“政治体系的包容度”的矛盾结果，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性格。
如果大众参与程度低，或政治体系特别能消化社会的利益矛盾，国家总的来说是相安无事。前者像工业化以前的封建社会，后者如当今的北欧日本等。
最要命的是大众参与度高，可政治体系脆弱的国家。亨氏在写此书的时候，亚非拉有不少国家通过全民启蒙，刚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自由派认为国家独立等同于进步，似乎国家的存在，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保守派认为新国家必然是乱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治理自己。中间派则把希望寄托于经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自然会跟着健全和成熟。
亨氏则说，国家行为有自己的逻辑，而其中政治秩序高于一切。在第一章，他就引用李普曼（著名报人，时政评论家）的话，说，“这些国家，最主要的是得有人管！”换句话说，某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一定就意味着该国人民会自动过上好日子。
亨氏接着说，因为现代的交通和工业化发展，每个国家的全民参与程度会越来越高（脚注：所谓参与程度，泛指参与意识和能力。像阿Q里一个“假洋鬼子”就能唬倒一村子的现象会越来越少）。这时，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就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了。所谓的政治体系，包括党派和政府机构，包括教育，司法和议会等等。如果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在政治体系里都有自己的发言人，而且能做到通过协商和妥协来消化冲突矛盾，那天下太平。要不然，社会矛盾会诉诸于暴力来解决。
我接受亨氏启发时，已经亲历过1989。那时觉得民主似乎是“第二次解放运动”，第一次使中国独立了，这第二次就应该使中国现代化了。而且觉得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他们都诊断中国不民主，这肯定是问题的关键。看了亨氏的书，就明白为什么不能用民主不民主、国际国内的角度看问题。而中国执政党所谓“安定团结”才是所有关心政治的人应有的“终极关怀”。
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于不关心安定团结，而是如何安定团结？“边缘人群”不光是挣扎在经济主流的边缘，也是在政治主流的边缘。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要总是要加入主流的。但我们的政治体系能容纳这些边缘人群吗？如果以美国为例，先是天主教国家来的移民，然后是犹太人，再是黑人，都经历了从边缘加入主流的过程。每一次这样的过程，都会引起过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但一旦融合之后，政治体系就变的又成熟一些（脚注：当前的边缘人群是非法移民和同性恋者，且看他们是如何加入主流吧）。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执政党正在努力改革政治体系，比如欢迎企业家入党，这些都是它求生的自然反应。可是，中国政治体系吸收新的社会集团的方式是传统的家长式：自上而下，不公开，不透明，将求“心照不宣”。说的不好听点，是“君君臣臣”那一套，最好是每一个集团都能做到“纵心所欲无所逾矩”（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说得更彻底）。
这种单元的家长制政治文化（相对于多元的社区传统）自有它英明之处。可是，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就不管用了。更主要的是，在变化极快、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环境里，这种政治传统会扼杀创造力，使新兴的利益集团不能尽快地得到相匹配的政治认可（脚注：这也许是为什么中国只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未能长成有头有脸的资本主义。哪怕在今天，比比温州私人银行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美国的犹太人或十七世纪荷兰商人们的地位，差别还是很大）。更要命的是，新兴的集团往往要被落后的主体势力腐化以后才能被接受（脚注：参见另一本巨著，Barrington Moore 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关与法国的论述）。这也许是为什么有人说，在当今，没有政治改革就不会有长久的经济发展。
亨氏的伟大，在于他搭了一套框架，使得后人能加以丰富充实，并用来解释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现象。他的理论在有生之年，就被广泛采用，而在他过世之后，还在启发后人。像这样的政治哲学家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