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07 2009
学者为什么要有人文精神
朱子曰，“闲来无事不从容”。我最近却是“闲来万事不从容”。早上突然烦躁地睡不着，披着睡衣在计算机前“上早朝”。
不过看到好的文章，就像找到了一个好的朋友。一句“唉，对了”表达的往往大大多于只是一种同意。
最近一个中国的心理学专家叫孙东东（?!)，在和媒体讨论信访问题时，随口说了一句，“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乍一看，照英文说法，我下巴差点掉下来。但仔细看看上下文，他想说的问题不是说不可能存在：
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 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于是舆论开始关注这些人的权利是不是得不到保障，这 实际上是缺少基本的精神卫生知识。
我马上想到最近看到的于建嵘先生对于信访制度的批评。大意是，信访制度是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博弈用的一个棋子。它的存在干扰了正常的司法操作，拖延了“以法制代替人治”的进程。我看了觉得特有启发。
信访是不好，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位孙东东就有情可原了呢？接下来，马上看到了于建嵘对于此事的反应：精神病学专家孙教授的拍脑袋学术。说的太好了：
孙教授应该给我们提供的，是支持他观点的事实依据，包括老上访专业户的定义、调查样本的数量、范围，调查人员的背景，以及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认定程序和标准、对样本的诊疗记录等等。
于先生可是拿了数据才去批评信访制度。对我来说，这是起码的做学问的态度。可是，最主要的以下一段，说得我身子往后一仰，大叫，“唉，对了！”
这件事也触动了我内心深处长久以来的一个想法。作为常识，现代学科的细致分工和日益专业化，使对世界、社会、现象、事件的认知和解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 势。各专业内部的术语、理论等，甚至常常是不相容的。打个简单的比方，用现代心理学知识分析代表隐逸文化的陶渊明，大概属于“社会适应不良”，清末、民国 时热血的革命者，似乎是“反社会人格”。技术消解了价值和意义。具体到每个学者，有限的知识背景，使其结论也可能是有限的。肩负重任的专家，更要意识到自 己身上的局限性，以免落入盲人摸象的境地。而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比如对弱者的同情，可能会帮助专业人士弥补技术的局限，获得更大的视角。
上早朝…您这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