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 04 2009
杨雷
前一段突然想起在科大时的一个朋友，叫杨雷。他在89年学运后吃了不少苦。虽然有些人受的打击比他要大，但他们都熬过来了。可杨雷却不幸早逝。
杨雷也是科大的，比我高几届。我们认识得很晚。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学习小组会上。那时几个积极分子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时事和新的思想。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在读一本美国史（William Manchester: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就叫我过去“给大家说说”。
我早听说杨雷是那个小组的发起人之一，见到他时，先头倒是没看出来他是个带头的。整个过程中，他很安静，似乎一直在沉思。直到讨论快结束，要准备以后的活动时，我才感到好像大家的意见都很自然地要经过他。那次我讲得十分的糟糕，越说越没底。我想大家都看出来了。杨雷不仅没怪我，还邀请我继续参加他们的活动。
等学运开始后，我们交往反而少了。我们不在一个校园上，我又经常往北京跑，所以彼此很少见到。只是在北京开枪以后的第二天，我们几个领头的带着大家去合肥钢铁厂组织罢工，轰轰烈烈地折腾了一天。在工厂里游行时，他几乎是个旁观者。我见到他时，他站在路边树荫下。当时，我是full of myself，可杨雷好像还是那么安静。当时的印象是杨雷不是那种举起拳头喊口号的人。
之后的一年是最无聊的：杨雷，龙波和李亚都被抓去上学习班。不知怎么没有我的事。于是我就专心准备出国。我一边考着TOEFL，一边消息传来说不少人受了处分。后来龙波和杨雷都被勒令退学了。当时杨雷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离开学校，没机会拿到文凭，又没关系出国，他一下子就成了上海上万的待业青年之一了。
我和杨雷谈得最多的一次是我第二次去上海签证的时候。签证批下来了，我知道总算走成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走。1984年是我”coming to age”的一年。当时35周年大庆，又是阅兵又是普天同庆，把我搞成一个热血的国家主义者。似乎我活着的目的是”经世治国“。不到五年，我的世界好像倒了一个个儿。我虽然也愤怒，也漫骂，但心里我知道我走错了路。可是为什么错了，怎么是对的，我一点没有谱。好像又回到了那次在学习小组上发言时的感觉，越想越没底。
我本没想见杨雷。但杨雷对我却十分的热情，拉我去他们家坐。好像他那时已经结婚了。可还没有工作，加上身上背着个诺大的政治包袱，要是我担心还来不及。他倒好，和我谈了好久，说了不少事情，只可惜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后来从他们家出来，路过一家小酒吧，他拉我进去了。
那时上海的酒吧和街上的小餐馆差不多。里面放满了桌子，铺着桌布，上面再压块玻璃。虽然是大白天，但里面黑得很，照明靠墙上混合在一起的霓虹灯和点亮的广告牌。我们挑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之后，杨雷问我要些什么，说他请客。我竟然答应了。
我记得我点的是”施格兰冰酒露”，没意识到里面有烈酒。所以一会儿就头晕脑胀。记得好像谈到在来上海以前，我刚在电影院里看了个电影，其中有直升飞机的镜头。我说我当时叫了出来：“这不是运尸体的飞机吗”。我的朋友马上掐住我叫我住嘴。可周围坐得满满的人，没有一个出声。好像我真是在说给我自己听的。
也许酒喝的太多了，我们渐渐地都说不下去了。等从酒吧出来时，竟然仍天光大亮。我们都意识到是分手的时候了，杨雷突然说了一句，“出去吧，这样也好。你在外头见见世面，学些东西，等你回来的时候，好多事情也许会变了。那时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带着这句话离开了中国，带着这希望过起了打工求学的日子。毕业后万幸找到了一个工作。之后又熬啊熬地等到了绿卡。年薪一下涨了一倍。又从一个穷人中的公寓搬到自己家的房子，渐渐地在他乡异地扎下了根。89年，学运，坦克，游行，罢工，都在记忆中淡漠。杨雷的话也渐渐忘了。
过了七八年，有一次下班回家，突然接到龙波从广东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杨雷刚刚去世。我愣了一下，好像一切突然又回到眼前。
20年了。我一直觉得生死之间不过像在悬崖边上往下看：活着的人只要仔细找，总能找到他想找的灵魂。我并没好好找过杨雷，但是20年以来我觉得我有些地方倒是和杨雷无意中越来越像了。我不会再在电影院里叫出声了，更不会去组织罢工了。
前一段，当我想起杨雷的时候，我曾经在Google，Baidu上猛搜索了一把，想找出点蛛丝马迹来证明他的存在。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找到。这里写下几笔，替他在历史上留个存根。龙波报丧的时候提到杨雷夫妇有一个孩子。也许有一天他的孩子想起父亲，但愿他能找到这篇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