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s of Poems and Spirits

原作：Dorothy Wickenden,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Apr. 20, 2009

注：本文中的英文名字，我都用中文名代替。这是一个尝试：看简化后的名称是否会增加可读性。原名和中文名对照见全文最后。

191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一个荒僻的科罗拉多小镇火车站上，来了两个年轻的姑娘。一个叫罗霞木，另一个叫窦午芙。她们来自千里之外的纽约州，在路上走了五天，到最后一站时，她们已经整整坐了一天的火车，才来到这个叫黑顿的小镇。在黑顿往北17英里的山区里，有一个新移民点叫麋鹿头，那儿刚修了个学校，她们是学校刚请来的女老师的。霞木和午芙出生在富庶发达的新英格兰，家里条件都不错，不过不错得有些无聊。在丹佛开始的最后这一程火车，把她们带到西部这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开始了她们一个新的生活。一路上火车经常抛锚，走走停停，照窦午芙的说法，“简直在开玩笑”。可是等下了车后，环顾四周，她们还是被深深地震撼。这是当时美国修得海拔最高的铁路。一路上，她们兴奋不已，不是在观光平台上眺望，就是在短途席中备课，或和其他乘客聊天。

在黑顿下了车之后，她们发现火车站实际上就是一节破车厢。在这车站上等着她们的，是她们的雇主，费卡平。卡平是一个年轻的牧场主，黑顿的第一个律师，麋鹿头学校的创始人。可是当时正赶上黑顿当时断电，霞木和午芙没机会看清这个老板到底长的什么样。她们其实很想见识一下这个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却孤身一人到山里开牧场的年轻律师的。

她们两人中，罗霞木是高挑个儿，说话细声细气的。窦午芙，不到一米五，长着个圆脸，嗓音脆亮。两个人都出生在纽约州的奥本市。奥本坐落在纽约州北部的五指湖边，也算一个小发达城市。罗霞木的爸爸是县里的一个法官，窦午芙的爸爸开一个纽扣工厂。两家都买在城里的旺区，宽拓的街边排满了高耸的维多利亚式的豪宅。霞木和午芙是1909届史密斯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史密斯是东北部著名的“七姐妹”女校之一，其宗旨是培养“智睿的淑女”。毕业后，两人都参加了奥本市里的公益组织，曾去邻近的城市里，站在堆起的货箱上，宣传妇女投票权。

当时她们都29岁，虽然不缺追她们的男士，她们谁都没看上。家里人觉得她们是注定要当老处女了。她们自己到不在乎，宁可先追求一个不平凡的经历，再想依就于婚姻家庭。1916年的一次机会，霞木听到费卡平在找两个教师去他的牧场学校。她马上给午芙打电话，两个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地去回信申请了。

两个人从来没出过门。照午芙的说法，“全城从来没有每一个姑娘家出去打过工”。再说她们也没教过书。好在费卡平看上去也不在乎。他说，他出身新英格兰的名校系列，是下决心要在麋鹿头开一个一流学校的。一来二去，两边越说越投机，等霞木和午芙的家里人听到消息，两位小姐已经准备上路了。费卡平在信中还说到，他已经在学校两里之外已经为她们找好了住的地方，是一家在当地宅地（在公共土地上垦殖获取土地）的移民家。他还嘱咐她们，“家里要是有小手枪的话，个带一把。这里遍地野鸡，八月份猎季开始，愿打多少打多少。”

费卡平并没全说实话。虽说他是真心想办学校，可找老师又不是全是为了教育。他这人长得人高手长，长脸大耳，鼻子高耸，今年也是29岁。他来自伊利诺州的亦文庄，家里条件和两个姑娘家颇为相似。虽说他总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简单淳朴的西部仔，可没人彻底买他的帐。他为人精明机灵，所以朋友们求他想个办法，解决一下当地缺乏“淑女”的迫切问题。他很会讲故事。1952年，一个周末消遣杂志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回忆道，“我们不想没人要的，而是当真准备结婚成家的。想来想去，我们觉得年轻漂亮的小学老师是最合适不过了。”当然，在和霞木和午芙的通信里，他只是一本正经地谈论教育的高尚和当地的自然风景，一点没露出别的口风来。

费卡平小时候，有一个夏天是在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度过。从此他就迷上了西部的生活。还是在普林斯顿上大一的时候，他就听说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县，有四百五十万英亩（约两千七百万亩）的公共土地是对宅地民开放的。于是之后的两个暑假里，他就到那里的牧场里打工。一到21岁，他马上认领了麋鹿山附近的一块地，大概有三百二十英亩大小，起名叫“橡树址”。后来在他写的自传里，他回忆道，当他接到土地证书的那一刻，他觉得他终于是个“开疆客”，是缔造美利坚帝国的兄弟会的一员。

1907年那一年，他和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农场，刚开始时有二十五头纯种肉牛，还借了他爸两千五百美元。然后他回哈佛接着读他的法学院，他的伙伴管着农场。四年后，学位拿到以后，他就把家搬到橡树址。在附近的黑顿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黑顿全城只有四百人，两家银行，几家小店，一个学校，一个教堂，一份周报（《洛特县共和主义者》），和两个澡盆。其中一个在市中心的理发店里，每星期六，牛仔们会来排队洗个澡。夏天时，费卡平每天从家里骑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到城里。冬天时，他就睡在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四十平米的小屋里。他的办公室是黑顿的社交中心，常有其他牧场主和他们的妻子们来访聊天。

一个世纪以前，正是美国“进步时代”的高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公众权利和社会公正成为全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传统政治生活中的边沿人群（妇女，黑人，农民，环境保护主义者）纷纷在当代政治对话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当时进步人士领袖之一是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当费卡平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威尔逊正好是校长，他的主张对费卡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远在偏远的科罗拉多，费卡平仍然秉持着社会公正和公民社会的理想。在他的提议和推动下，黑顿市政委员会把全镇的井泵更新为一套现代化的供水和下水系统。他同时下定决心要改进当地的学校，使得附近村子里的孩子们都能得到正式的教育。早在1910年，费卡平就提议在麋鹿头另开一个校区。他的道理是，一来这样可以在当地开辟一个新的税源，以教育当地的孩子们。现在，他们因为住的太远，没法来镇里上学。二来，有学校，就得有老师。最好是有文化又没结婚的老师。

费卡平就这样成了麋鹿头的第一个校区主任。但他很不满意刚建的第一个学校。整个学校就是两个小木屋，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在当地宅民，特别是有孩子的宅民们的支持下，全村表决批准了一批五千美元的公债，以此来修建一个新的学校。同时，他也打出广告，在全国征召老师，注明申请表一定要附加近照。费卡平后来回忆起这一段故事时，也忍俊不禁。他说有时在村里碰上处理申请表的朋友，会冲他喊，“嗨，又来了两个，还全是金毛的！”然后他就回答，“好！把照片们贴在你厨房里，让光棍们投票就是了”。

两个新老师对此当然一无所知。不过，她们一见到费卡平还是很喜欢他。“我们对大个儿卡先生印象很好”，窦午芙在给家中的信里写道。“他举止得体，两眼有神，还挺幽默的”。在谈到费卡平和他的宅民邻居们辛辛苦苦修校舍办教育时，她又说到，“他们有这份决心和毅力真是了不起。我相信咱们的国家就是靠这样的理想主义才得以伟大”。

而费卡平对这两个小女子的第一印象是，她们怎么能带那么多行李？她们最大的几个箱子他实在拿不动了，只好留在车站一晚上。自己拎着她们的装满书籍的衣箱，摇摇晃晃地走了一路，好不容易到了她们下榻的黑顿旅店。进店一看，老板娘已经睡了，在桌上给他们留了个条，说：“老师们，你们辛苦了。请敲一下2号门，看有人住没。有就敲3号。如果3号也有人，再试试4号。”午芙回忆道，“谢天谢地，3号没人。我们走了一天，总算能歇着了”。

费卡平有一个好朋友兼生意伙伴，叫白佩里。他听说第一播老师到了，第二天一起来就给来了个电话，问她们长得什么样的。费卡平哼哼唧唧地说不清，白佩里就急了，说一会过来一趟见见她们。等费卡平也赶到旅馆时，六七个小伙子，包括白佩里在内，已经把两个姑娘围住了。一看到白佩里盯着罗霞木的样子，费卡平已经明白佩里已经看上她了。白佩里见到费卡平，就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说，“她要有邮件的话，帮我查着点。看有没有男的写的！”费卡平没说什么，因为他也看上了罗霞木。就像他的儿子最近跟我说的那样，“两个人就看谁先能得到她的欢心了”。

窦午芙的回忆可远远不像费卡平的那么激动。她说当她和霞木走进餐厅时，有一桌坐满了六七个牛仔小伙。看到他们的样子，她就意识到了她们被召来可能不只是为了教书。“因为没人站起来向我们问好，只是死盯着我们两个”。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小伙子，穿着一件不带领子的正式衬衫，脖子里挂在一个戴着钻石的项链。当两个姑娘试着和在场的小伙子们搭话时，他们只会说，“是的，太太”，“不是，太太”，“我不知道，太太”。他们一边瞪着两个姑娘发愣，一边一遍一遍地把几盘菜传来传去–热麦片，热饼干，自制果酱和咖啡。

两个姑娘里的窦午芙是我的祖母。在我的记忆里，她长着一头白发，从来衣着得体。有些严肃，不失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气质。她是家里七个孩子里倒数第二个。小时由保姆带大，没听说过什么是所谓的“家务”。等到她自己有了孩子后，她除了会烧土豆泥和冲可可茶，其他还是什么都不会。每天晚上，她都用一把法国造的，由野猪鬃做的发梳梳一百遍头发再睡觉。她睡的床是她父母留下来的，又高又大，还带四根高高的柱子。因为她很矮，所以上下床都得靠个小凳子。我记得有一次她颇为骄傲地告诉我，“我们那时代的淑女总是穿裙子的。像我吧，这一辈子从没穿过一条西裤”。

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很风趣，说起当初在科罗拉多碰到的人时，充满了真心的敬意。她在那里住了九个月，可这九个月对她一生的影响不亚于之前在奥本的二十几年。去年秋天我在整理她的信件时，找到不少她在1916年和1917年给家里写的信。还有她一份回忆录音的文本。这录音是上世纪70年代末，她在我们康州城郊的家里录的。现在，录音的原件已经捐给她母校收藏。这些资料，二十几年来，我从没好好看过。现在看看，有不少发现。

比如，起码在麋鹿头的日子里，祖母是穿过西裤的。不管如此，随着我调查的深入，我意识到，在她那一段生活里的主要人物，各自都留下了一段段鲜明的回忆。

麋鹿头的日子是很艰苦的。来此垦殖的宅民们都是顶着不少风险。一年中六个月有积雪。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能低到零下四五十度。盛夏时，山上仅有的小溪会干涸。春天更糟糕：雪水初融流得一地都是，山路成了一汪一汪的胶泥，粘在靴子和衣服上，很难去掉。可是总还是有人长途跋涉来此安家，一来是因为这里的自然风景和开阔的天地，二来是因为政府答应过免费的土地。

1916年7月28日，吃过早饭之后，黑顿镇上的一个小伙计赶着马车来接罗霞木和窦午芙去麋鹿头。车上装满了两人的行李，两个姑娘就挨着车夫。她们身后高耸着费卡平提不动的那几个大箱子，由绳子牢牢地绑在车上。马车后头还跟着两匹上了鞍子的马，是费卡平给她们在镇上买的。一路山道崎岖，马车在山石中时隐时现，午芙回忆道，“我们转进转出，爬上爬下。不过不论是上还是下，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特别是那几个大箱子，我老觉得它们会掉下来，不是砸人，就是砸马”。总算到了平地，不久一行人来到了村头何礼训夫妇家。何家是“一个由树干搭起的木盒子，杵着个烟囱。台阶时由堆在石头上的肥皂箱子搭起来的，晃晃悠悠的”。离何家最近的邻居在十三里以外。

何氏夫妇刚搬过来，家里还没来得及装墙，屋子是靠床单和毯子挂起来隔开的。在午芙的记忆里，“我这辈子还从来没和别人这么亲近过。谁睡觉一翻身，全屋人都知道。要是小风一吹，哪知道的就不光是声音了”。

两个姑娘和何礼训一家一起吃饭。家里除了老夫妇，还有他们七个孩子中的三个。她们的屋子在上面，每天要爬一段晃晃悠悠的楼梯。两个姑娘睡在一张铁床上。不久，何家又给她们换成一张黄铜做的。褥子是由羽毛填的，杯子贴满了补丁。她们的“屋子”和何家三个孩子的“屋子”是由一块棕色的地毯隔开。

何太太很快就给两个姑娘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外表严厉，嘴不饶人，但心眼儿好，又利索，一个典型的垦殖农妇。她个儿不高，长着一脸的皱纹，满嘴的假牙。但她对这两个女孩特别的照顾。这也许是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蹦出一句，“你们来这儿教书不是冲着钱来的吧？”因为她怎么也想不透为什么她们会大老远来教书。而且出了门什么都不会。罗霞木回忆起她们刚到的第一个周末，两个人想把丝绸衬衫洗一下。她们拎着水桶去一里地外的硫磺泉打了水，回到家烧热以后，再把衣服泡了洗了晾干。折腾了一天，“我们觉得还挺有收获”。一个礼拜以后，星期五下课回来，发现何太太已经把她们的脏衣服洗好了，烫了，还叠好了放在她们床上。

但两个姑娘最担心的还是怎么教书。她们没想到周日的礼拜课也归她们管。那是她们最头疼的任务之一。因为负责礼拜课的是一个叫任伊娃的，很虔诚，但认死理。窦午芙在家信里对她毫不客气，说，“她就爱管人。。。唱圣诗的嗓子那叫一个吓人”。另一个头疼的是教女孩子们“家务科学”课，上起课来，不知是谁教谁。再有就是她们得通过县里的教师证书考试。考整整两天，满满16个小时，从算数考到生理。

罗霞木和窦午芙在到了何家的当天就去学校看了看。何家的一个儿子何路伟帮他们牵马带路。他才13岁，可当马夫和向导很老练。到了冬天，他还为两个姑娘在积雪中开路。他们一行沿着牛犊溪，爬过一段长在树丛里的小路。放眼望去，“就像在看地形图。一座接一座的秃山，有些带着水流的痕迹。但看不到一丝人烟。”地平线上，连绵的雪峰在日光云影下披霞戴紫。当她们第一眼看到远处山顶上的学校时，窦午芙不禁叫出来，“这简直是雅典的卫城！”

新校舍是在她们到达之前的几个月刚刚修好。在这荒野的山村里，这学校是社区生活的中心。除了上课，它还被用来当教堂，剧场，舞厅和投票站。当时麋鹿头虽然还没上地图，可宅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1973年，当费卡平的孙女查贝贝决定用麋鹿头学校的历史作为她的哈佛毕业论文的时候，费卡平对她回忆道：“我们一点没有凑和。”他想好了，学校一定要是个石头建筑，要用当地山里的大石头盖的。他和石匠一起做的设计。“大窗户，我们用的都是大窗户。而且光线都是从孩子们背后进来，不管什么时候都打不到他们脸上。”学校有自己的发电机，是从福特汽车公司的教育基金里争取来的。地下室包括一个实验室，一个体操室，和一个巨大的烧煤炉。

当罗霞木和窦午芙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孩子们早已经等着他们了。时隔58年，其中一个女学生陆波碧，回想起来时说到，“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看见何路伟牵着两个老师骑的马来到学校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这辈子从来没看过像罗霞木老师那么美的女孩。她们也许没意识到，但她们来了以后，我们的日子从此就永远变了一样”。

窦午芙对自己的数学和拉丁文没信心，所以她和罗霞木商量好，她教小一些的孩子。在一封同年八月份给家里的信中，她说她的班上有一个女孩，10个男孩，从6-14岁不等，不很听话。罗霞木带的班有两个男孩，六个女孩。其中五个在15岁以上。好管多了。她们在一个大教室的两边上课，当中用木板隔开。需要的话，可把木板挪开，两个班可以一起活动。

窦午芙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一天里最有意思的是故事课。到该讲故事的时候，孩子们像变了个样子，地上的纸也捡起来了，桌面上东西也清干净了。然后把小手一背，就等着我开讲。看着他们一张张巴着的脸，你都想象不出几分钟前他们有多闹腾。这时，我没法不尽心尽力，就怕让他们失望。”她又写道：“每周五是时事课。我知道多少，就告诉他们多少。接下来每个屋子由两个孩子再背一边，然后再唱个歌下课。好多孩子不爱唱，他们就揪着裤子上的背带，一边唱着，一边脚丫子在地上抠啊抠”。有时她也被淘气的孩子们气得发疯，有时候还打过他们屁板。不过当她说起最淘气的孩子汤小勾时，恼怒中又夹杂着喜爱：“这孩子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不停，错别字都错出精了”。不过刚开学几个星期，有一天小勾突然带着几样“时鲜”跑到何礼训家给老师送礼来了：“一手拿一个卷心菜大小的白萝卜，另一手捏着一束野花，胳肢窝里还夹着一个大丝瓜！”

费卡平定期来学校看看，有时给孩子们念一段书，有时在“家务科学”课上帮把手。有一天，《洛特县共和主义者》报道说，“费先生给孩子们演示了如何烤制玉米面面包。或者说是老光棍是如何烤制玉米面面包的。不过烤出来的面包还可以。”每周日他还和老师们一起吃个午饭。白佩里也是每次不误。

白佩里当时31岁。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采矿业的学位。他的父亲是丹佛的一个有钱的工业家，在附近拥有好几个矿。白佩里在其中一个叫橡树溪的矿里当值班经理，干得很出色。可是橡树溪离学校有140多里地，来一趟很麻烦：他得提前一天先坐火车去黑顿，找到匹马，骑到费卡平家，然后两人在一块在走21里地才到。

有时，两个姑娘在马背上的时候，也悄悄地“对过笔记”：费卡平机灵，脑子快，胆子大。白佩里长得帅，人稳健，更像个传统的绅士。两个男士对罗霞木都挺有意思，彼此也都知道，但谁也不小心眼儿。有时候一起吃饭的还有何礼训家20岁的儿子何福男。后来说起两个人那时的表现，他说就像“孔雀开屏”似的。八月中旬，费卡平亲自送两个老师赶火车去县城里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窦午芙一路上心里在嘀咕，不知考试难不难。题倒是不难，但什么怪的都有。比如，“试述人是如何消化烤面包上的鸡蛋”，或“解释道路工程争标或招标的几种不同方式”，或“从生理上解释为什么不应该捂孩子的耳朵”等等。

为了给老师们降压，第二天晚上，费卡平赶到城里，带她们去吃了一顿牛排大餐。白佩里也从80里地的矿上赶来，带着几只刚打的山鸡和她们野餐了一顿。窦午芙写道：“这位白公子长得很帅。多亏他有车，否则我们回家还得辛苦一把”。不久，成绩下来了，两个姑娘都轻松过关。

同月，费卡平在他橡树址的家给自己开了个生日宴会。到场的有一百多人，大部分从三四十里地外来。费卡平把屋里的家具都搬了出去，还沿墙放了长凳。门口点着一堆篝火，火上架着一个装满咖啡的大洗衣盆。费卡平刚刚装修了洗手间，这成了来访客人的兴奋点。他回忆道：“每个人都冲着我过来，说，‘嗨，生日快乐！你的抽水马桶呢？’”何太太给两个姑娘一人一个干净的面粉袋子装衣服，这样她们能穿着马裙过来，到了之后再换上漂亮的礼服。罗霞木向家里汇报到，“我和午芙碰到了白先生。。。还有其他的牛仔和宅民。我们还一起跳了一场了四队舞伴的方舞。。。卡先生的舞跳得比配先生要好”。

晚饭包括三明治，蛋糕和冰激凌。大伙围坐在门外的桌上一起吃。吃完了接着跳舞，一直跳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罗霞木说在她骑马回家的路上，她突然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一晚上看全了日落，月出，月落，日出”。

九月份，不甘落后的白佩里把两个老师请到他的家和工作的矿上玩了一圈。一个周五下课以后，白佩里到黑顿她们接走。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个妹妹和一个朋友。所有人都挤在白佩里的道奇汽车里，一起开到他工作的橡树溪矿上。窦午芙对家里人是这样形容这个地方：“。。。一个矿井，加上工人的宿舍。宿舍建在铁道边上，在一个山沟里。白先生的家在山坡上的一个屋子里”。她算说的比较客气。实际上，这地方地处荒山，铁轨交错，满眼的都是临时工棚，装煤的传送带和飞扬的烟尘。

采矿的地方一直是又艰苦又危险。1913年间，橡树溪附近的卢德骆矿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先是矿工们为能够组织工会开始了罢工，然后矿主调来私人武装镇压。本来应该来调停的州国民卫队成了矿主的帮凶。最后冲突升级到威尔逊总统调来陆军把双方统一缴械为止。当时橡树溪矿也受到影响。先是州里的部队，然后是联邦部队都在当地驻扎过。最严重的一段时间里，白家的矿上也设了监视塔，架着机枪和探照灯。窦午芙回来后对家里说：“谢天谢地，这种地方我去一次就够了。阴森森的，吓死我了”。那个周末下了两天雨。不过白佩里住的小木屋还挺舒服的：有电灯，暖气和热水。阳台上还挂着马鞍下的毯子等牛仔生活用品。白佩里是个细心周到的主人。那天他的厨子病了，他就亲自下厨。“我们早饭吃的是新鲜的山鸡。晚饭是鸭子和冰激凌！”窦午芙高兴地向家里汇报到。后来天放晴了一段，罗霞木趁机给白佩里和他的小狗在他家的阳台上照了几张相。

窦午芙在给罗霞木妈妈的信中说，山里牧场的生活很精彩。“这里的人们活得实在，没有在咱们那里那么多猫腻”。总的来说，两个姑娘的妈妈们支持自己女儿的决定。他们也为女儿们操心，虽然有些操心操得过了头，比如担心她们会遇上野兽或不怀好意的印第安人。虽然两个姑娘没碰到什么危险，白佩里却差点送了命。

十月份一个星期三的晚上，白佩里在自家的门口被两个陌生人堵住。其中一个高个，另一个长得结实些，两人都用手绢遮住了脸。一个人用一把来福枪顶住他的肚子，另一个用一把左轮枪对准他的太阳穴，操着浓重的口音，对他说：“不怕不怕，我们要钱”。把他顶进屋之后，他们拿走了他的钱包，一些烟草和一把左轮枪。

然后他们把白佩里的手绑在背后，用枪顶着他让他在前头开路。走了不多远，他们决定在一个山脊歇脚过夜。第二天早上，不远处橡树溪矿上的开工汽笛刚响过，高个子就逼白佩里给他爸爸写一封信，告诉他在星期天半夜之前拿着1500美元的金子来赎命。

白佩里写道：“亲爱的爸爸，我别的不知道，可是知道要是钱没到的话，我会怎么样。他们说的语言我听不懂。听上去他们很‘感动’。你怎么做我都不会反对。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让他们知道我是爱他们的。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你要来的话，沿山一直往西走，到一定地方，他们会截住你的。他们告诉我我们明天一早又要上路了”。

高个子走回橡树溪矿，把信寄了，买了一袋子吃的，有好几条面包，一磅黄油，两盒烟草，一些腊肉和四个梨。白佩里没有胃口，但还是吃了一些面包和黄油。他冷的厉害，高个子脱下自己的外衣给他穿上。

他们经常换地方。根据白佩里在事件后来调查中做的证词，星期五早上他醒来的时候是11点左右。负责看他的那个矮个子正在打瞌睡。那把长枪横摆在他的膝头，左手耷拉在上面。高个子侧卧在他的右边，他从白佩里家里拿的手枪露在他外衣的边上。白佩里跳过高个子，从矮个子膝上抓过长枪，靠到一棵树边上。虽然他的手还被反绑在背后，但他还能拿着枪，斜冲着对准两个人，对他们大叫，你们要是不跑我就开枪了。高个子冲了过来，白佩里开了一枪。他胸部中弹，晃了晃倒在地下，一边用英文叫到，“我中弹了。”然后跌跌撞撞地回到他的伙伴哪里。

白佩里开始往反方向跑，一路除了给自己松绑之外，一刻也不停。几个小时之后，总算找到一个有电话的农场，马上给他爸打了个电话。他爸这时已经把钱凑齐了，租了辆火车，正准备把钱交给丹佛的几个警察带去。听到电话后，他马上开车来看他。

几个小时之后，巡逻队在橡树溪矿十里之外的一个小山沟里找到了那个高个子的尸体。边上还有一把左轮手枪。尸体的衣服凌乱，身上有两个枪眼：一个在胸口，估计就是白佩里那枪打的。另一个穿过他的太阳穴。认识的人说，他是个矿工，曾在橡树溪矿上干过。是个希腊移民，叫乔克斯。事后断定，他中的两枪里，第二枪才真正要了他的命。但这一枪是谁开的最后也没弄清楚。他的同伴，也是他老乡，过了两天也被抓住。经过审判，定为“伙同他人进行武力绑架和袭击”，被送到州里的监狱服无期徒刑去了。

两个老师听说了白佩里被绑架，自然受了不少惊吓。不过她们向家里反复说明，麋鹿头总得来说还是很安全的。事后不久，窦午芙在给家里的信中说：“亲爱的妈妈，费先生和白先生星期天一起来看我们，把我们的信也带来了。我特别高兴。”白佩里回了趟丹佛，还给她们带了毛毯外衣和手套。费卡平相比之下要逊色多了。他什么也没带，又没有故事可讲，只好没话找话地问两个姑娘为什么没带更厚一点的衣服来过冬。窦午芙谈到费卡平的时候说：“他是我见过最会讲故事的人。。。他不光长的穿的鲜亮，说起话来一口的牛仔腔。看人也看得特透。有他当朋友真是我的运气。”关于白佩里，她说到：“他看上去瘦了。不过那故事课真是在惊险不过了。。。现在，他不再单身行动了。出入总带着一把最厉害的手枪。听上去，他们家了都担心死了。他倒好像还不在乎“。在罗霞木的相册里，有一张白佩里骑在马上的照片。他那时穿着上装，打着领结，一手牵着马缰，一手提着来福枪。在这张照片底下，罗霞木写着“第一好汉”。旁边一张是费卡平在雪橇上的照片，写着写着“第二好汉”。罗霞木这时已经爱上了白佩里。虽然她从不公开表露，费卡平想来也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等到他发现窦午芙也有心上人的时候，那才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费卡平常来往于麋鹿头和黑顿之间，他负责给老师们带信。这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跟踪”老师们的通信。他发现窦午芙经常给一个密执安州的男子写信。后来，窦午芙坦白了，说她实际上已经偷偷订婚了。未婚夫是一个在密执安州激流城里银行工作小伙子，叫乐喜仁。他第一次在奥本向窦午芙求婚时，午芙没答应。后来，在来教书的路上，窦午芙和罗霞木在芝加哥逗留的时候，又碰上他。这次他再求婚的时候，午芙就答应了。后来，午芙和家里人说了，她爸爸把小伙子叫到奥本见了一面，觉得不错（“有主意，有生意经，有主见”），就同意了。第二年一月的时候，窦午芙向家里报信：“好消息。。。霞木和佩里也订婚了。我高兴死了！”

在结婚的问题上，两个闯天下的姑娘倒是很传统，决定夏天回奥本老家好好办一下。不过她们已经不再是离家前那种大家闺秀了。当初出发以前，她们还从名牌服装店里定制了骑马的套装。到了科罗拉多以后，天气越来越冷，这时她们就顾不上时装不时装，只要保暖就行。在一封十一月十三号的信里，窦午芙给她的姨妈写到：“早上起来的时候，气温只有零下30度。我们花了好半天才把水桶里的冰砸开，然后多里哆嗦地洗了一把”。在不久之后另一封信里，她形容她那时的穿着时写到：“我们在鞋子和雨鞋外头还套上长筒男棉袜。身上一层套一层，把能穿上的内裤，棉毛裤，毛皮大衣和围脖都用上了。穿得我们连马都跳不上去了”。

而当地的有些孩子连袜子和鞋子都没有。窦午芙告诉她爸爸：“汤小勾里面只穿着件破衬衫，披个破夹克，脖子上围个外套”。有些孩子靠“偏方”保暖，比如吃好多萝卜。哪怕家里还可以的孩子们，这时也裹得破破烂烂的”。因为能购物的地方远，冬天更是不便，“大家都是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等着运货的大车能露面”。一般写到这儿，窦午芙都会问家里支持。老家的亲朋好友，加上教会，特别是家里人，这时都把两个姑娘当作奥本人的代表，经常给她们寄一箱一箱的衣物，玩具和书籍。

到了十二月下旬，天气越来越恶劣。每天温度低于冰点以下，常常大雪弥漫。何路伟，何礼训的小儿子每天得早上起来给老师们开道。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骑在一匹大白马上，雪有时都没到马背上。他就这样在一片连延起伏的雪地里，一路走，一路用柳条给老师们标出去学校的路。上学的孩子们用编木桶用的木条做雪橇，每天滑雪来上课。进门的时候就把木条一顺地靠在门口的墙上。四年后，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在毕业纪念册里回忆道，“每天早上，总有一帮小孩子们冻得围着炉子直哭”。

麋鹿头的社区头等大事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整个十二月份，两个老师都在准备这事。罗霞木带着她手底下的女孩子们，带着自家做的糖果，挨家挨户地敲门筹钱。她们用筹到钱买来道具和服装，为圣诞晚会排演一个话剧。窦午芙的学生们排练唱圣诞歌曲。在她的安排下，孩子们还准备了一个礼品盒，给丹佛的儿童医院寄了去。孩子们把自己收罗的宝贝们都拿了出来，像风干的松鼠皮，刺猬皮， 压好的橡树叶子，和以前收到的圣诞卡等。圣诞夜那天，易博顿，当地的一个犹太鞋匠，还是学校“手艺课”的义务老师，背了一大包从奥本寄来的圣诞礼品来到学校。窦午芙估计那一包起码有五十斤。接下的几天了，陆陆续续还有其它礼品寄到，包括给孩子们的礼物和衣服手套等等。罗霞木找了一个稍大点的女孩，加上几个家长，帮着一起把圣诞树装饰了起来。

圣诞夜那天，村子里一家一家陆陆续续地来到学校。当天赶上那年最大的风暴，窦午芙给家里写到：“来的人一个个满身是雪，冻得半死。不少人在路上走了好几个小时。还有些迷了路，到头来也没露面。”赶到的孩子们第一次看到全装的圣诞老人。合唱和话剧都很成功。不过罗霞木说，“下面一直有小孩儿在哭，接着又病了，不过我没分心。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喂她们带香味的氨水喝”。窦午芙发现一个叫莫理福的小男孩一个人躲在钢琴后头高兴得像疯了一样。原来他抽到了一副儿童茶具，“那本来是该给女孩子的，也许是分错了吧。可他高兴坏了！”原来安排好弹钢琴的没来，只好请一个拉小提琴的家长凑合。他虽然很用心，但“拉的实在糟糕”。八点一到，舞会开始。妈妈们把睡着的婴儿们包好，用毯子一裹，放到舞厅的角落里，这样跳舞时不会被踩到。

午夜过后，其他人都明智地决定在学校过夜，而罗霞木和窦午芙悄悄地离开学校准备回家。路上一派漆黑，就在离何礼训家三里地的时候，窦午芙的马突然失足摔倒在极深的雪地里。两个姑娘又冷又怕，她们把绑在马鞍上的雪鞋卸了下来穿上。连拉带吆喝地总算把埋在雪地里的马又拽了起来。等她们好不容易摸到何礼训家时，她们还得把冰桶里的冰凿开，化了先喂给马喝了再说。一进了屋子，窦午芙第一个反应是：“我记得老何有瓶威士忌！”在奥本的家里，她们是永远想象不到有一天自己会抱着一瓶烈酒对着嘴喝。可当时两个人像中了邪似的，翻箱倒柜地找，直到翻出那瓶威士忌，一人猛灌了一口为止。后来祖母对我和弟弟回忆起来的时候说：“一口酒下去，肚子里就像着火了似的。”接着两人往床上一倒，连靴子也没来得及脱就睡了过去。第二天，何家回来之后，罗霞木听到其中一个说：这两个女孩昨晚回家肯定吃了不少苦，“这一路的雪地都让她们刨干净了。”

很遗憾，费卡平的梦想最后还是没有实现。麋鹿头和黑顿都没有能发展起来。今天，麋鹿头只有八个居民。其中两个贺氏夫妇就住在当初何礼训家的旧址上。黑顿镇上有一千六百人。费卡平最初的律师所还在那里，但早已空无一人，破旧不堪。他在橡树址建的房子三十年前被雷电击中后起火，烧了个精光。最近，费卡平的孙子查瑞草在原地又重新盖了个房子。他是个环保律师，给新房子配了太阳能板和一台风力发电机。

但费卡平对于校区的设想倒是实现了一部分。1917年4月春耕开始时，麋鹿头校区的第一个学年结束。校区董事会决定给罗霞木和窦午芙一人发一个金质奖牌，上面刻着：“勇于出勤，忠于职守”。第二天，两个老师就启程回奥本去了。费卡平马上又从马萨诸塞找来两个新老师，博露丝和年喜娜。学校在不远处为两个新老师盖了两个新屋子。后来她们都在当地落户了。

同年六月三十日，罗霞木和白佩里在奥本的圣彼得教堂里结了婚。三天后，窦午芙和乐喜仁也成了婚。然后夫妻俩就一起搬到乐喜仁工作的激流城去了。白佩里和罗霞木回到了橡树溪。住了四年后又搬到了丹佛。

后来罗霞木回忆起麋鹿头的时候，说这是她这一辈子最美好的一段日子。虽然我从来没听我祖母这么说，但我毫不怀疑她也是这么想的。1930年的一个晚上，她和她先生在去一个朋友家晚会的路上，不幸遇到车祸，乐喜仁被当场撞死。那时他们有四个孩子，大萧条又刚刚开始。为了求生，也为了把自己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她去学了打字和速记。后来她成了当地红十字会负责人。我的大姨妈还记得小时候跟着她去帮助遭受洪灾的印第安人。回忆起那一段日子，她常常感叹道：“她真不含糊，吃了那么多苦，却还那么坚强！”

1919年，费卡平为学校招到一位叫蒲优妮的老师，第二年他就和她结婚了。后来他成了当地三县的地区检察官。他们牧场养的牛也出了名。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命他为联邦草原管理局第一任总监。那一年，白佩里不幸死于肺炎，当时才39岁。费氏夫妇和罗霞木一直保持联系。1954年，蒲优妮谢世。一年以后，费卡平和罗霞木结婚。当时离他第一次把两个姑娘“骗”到麋鹿头已经有四十年了，两人都快70岁了。她从丹佛自己家里搬了出来，和他一起生活在离黑顿不远的“费氏牧场”中。这个牧场正是费卡平18岁时到西部打工时的第一站。

1973年8月，我当时18岁，也第一次去西部打工，帮助照顾罗霞木孙女洛兹的三个小孩。洛兹带我去见费卡平和罗霞木。他们告诉我他们住的房子是由周围四个宅民的房子拼起来的。先是由骡子把那几个房子拖来，然后花了两年的时间（1902-1904）再装修好。罗霞木这时已经是个很老练的厨娘了，我们坐在他们家的阳台上，晒着太阳，吃着她准备的午饭。

午饭过后，费卡平告诉我他要给我看样东西。然后他带着我，开着一辆破皮卡，穿过黑顿，上了颠簸的山路。那年他83岁，可仍然谈笑风生，说起故事来有时连车都不好好开。他告诉我，当地的宅民们后来都撑不下去了，一个一个都搬走了。留下一幢一幢的空木屋。麋鹿头校区也在1938年正式撤销。1920年时，尽管只有15%的学生能留下来到毕业，但六个毕业生里，四个上了大学，两个上了技校。何路伟，就是当初给两个老师在雪地里开道的孩子，后来成了密苏里州森林管理局局长。后来在给两个老师的信中，他写到：“麋鹿头学校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费卡平把车停在一个长满荆棘的山脊上。我们从车里出来，绕着学校走了一圈。一边走，他一边指着远处的山峰向我一一报来：熊耳朵，安格那，平顶山。。。今年二月，我又回去了一趟。一个当地宅民的后代开着雪地摩托带我上了山。虽然门窗都早已不在了，但这所被两个老师形容为“离天最近的学校”，好像没什么其他的变化，仍然矗立在一个孤零零的山头上。

附 – 人、地名对照

罗霞木: Rosamond Underwood

窦午芙: Dorothy Woodruff

黑顿: Hayden

麋鹿头: Elkhead

费卡平: Farrington “Ferry” Carpenter

奥本: Auburn

亦文庄: Evanston

橡树址: Oak Point

洛特县: Routt County

白佩里: Robert Perry

何礼训: Uriah and Mary Harrison

任伊娃: Iva Rench

何路伟: Lewis Harrison

查贝贝: Belle Zars

陆波碧: Bobbie Robinson

汤小勾: Tommy Jones

橡树溪: Oak Creek

卢德骆: Ludlow

乔克斯: George Katsegahnis

乐喜仁: Lemuel Hillman

易博顿: Isadore Bolten

莫理福: Oliver Morsbach

查瑞草: Reed Zars

博露丝: Ruth Bodfish

年喜娜: Delcina Neilson

蒲优妮: Eunice Pleasant

洛兹: R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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